关于叶挺，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他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自动脱党”，并从这时起到抗战初期膺任新四军军长之前，有个“十年消沉”阶段。

但根据我们对史料的研读，说叶将军“自动脱党”显然违背客观史实。

我们要从当时的广州起义谈起，发动广州起义是中共中央临时决定的。起义的总负责人是张太雷，日期定在1927年12月13日，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由骁勇善战的叶挺出任起义军军事总指挥。

然而，叶挺却是被蒋介石通缉的首要战犯，他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从保障安全考虑，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平建议不宜过早通知他。

结果临起义发动的前一天，他才被匆匆召来广州，事实上，对于起义的发动，广东省委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像军委委员聂荣臻等就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叶挺也认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起义纵使成功了，也不宜久留广州，而应将队伍带往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当地苏维埃会合。叶挺的意见，当即遭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诺依曼的强烈反对，他给叶挺把广州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想法，扣上了一顶“土匪主义”的大帽子。

可以想象，没有接纳常胜将军叶挺的主张，起义的无言的结局，此刻已定，许多年之后，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们一提到广州起义的惨败，无不承认叶挺的主张是切实可行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谈起上述事情，还说：“当年的张太雷同志死的太可惜了，党中央和张太雷如果接受了叶挺将军的意见，革命很有可能要早胜利几年。”事实证明，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被采纳，可能要避免很多革命同志的牺牲。

叶挺的主张，也正是与毛泽东走“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相通的，是外国革命经验与中国特色国情相结合的正确选择，这说明叶挺此刻已具备一个革命家和军事家的才略。

然而叶挺事后却受到了严厉地处罚。中央派李立三作为代表，前往香港负责起义的善后工作。他召开有关会议，却把叶挺排斥在外，并给予黄平等7人撤消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不同处置，叶挺也在7人之列。

1828年3月，周恩来亲赴香港，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做的错误结论和惩办措施。叶挺的留党察看处分虽予撤消，但对他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指斥却未被更正，这让他难以接受。

1928年夏，中共“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叶挺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提出自己的申诉，请求撤消对自己的不实指责。申诉信却落到了“城市中心论”的王明手中。两人政见不同，王明对叶挺的态度自然是冷漠、指责、疏远和排挤。

对此，周恩来当年就有过叙述：“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做报告，共产国际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应该给叶挺申冤。”

可以想象，从一个舍生忘死的革命军人，并在北伐战争、两次武装起义中表现出卓越运筹指挥干才的高级将领，到突然遭到错误的指责，并被冷酷地关在共产国际的门外，这对一个满腔热情的革命者无疑打击太沉重了，那种心情，谁又能承受得起呢？

自此，叶挺开始了一段落魄的流亡生涯。这一“流亡”，就是漫长的十年！但是好在叶挺将军是一个爱国之人，并且他的信仰始终比较坚定，在国外的十年多次被国民党拉拢都拒绝了，最后还是回到了新四军当军长，这才是真英雄啊！